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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克:希望能聚集香港所有导演再拍作品 -

来源:蓝光高清影视-348电影网   发布时间:2022-09-01   浏览次数:747

影片《七人乐队》最后一个压轴故事《深度对话》由徐克执导,昵称“老怪”的他一直善于在作品中玩“天马行空”概念,这次他特别设置了一个让人遐想无限的未来空间,用有趣的对话和惊奇的剧情反转来描述未来,以此来致敬香港、致敬胶片。作为香港电影短视潮的代表人物之一,从1979年执导电影处女作《蝶变》开始,徐克就一直在创作上不断尝试和创新,他执导的新派武侠电影曾将香港电影的特技提升到一个新高度,但除了武侠动作片之外,他有时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不一样的电影,比如《深海寻人》和《女人不坏》等。谈到这次拍摄《深度对话》,他笑着说这部短片的代名词就是开心,讲友情也好,说年代也罢,就是讲述关于“我们自己的东西”。同时他也希望未来能够多有类似《七人乐队》这样的作品,“我希望香港导演能走到一起,拍一个同类型的东西。不是一次,也不是两次,我希望有很多次,可以继续合作,拍一部或者好多部作品来代表我们的年代,告诉观众,有这些人在这里。”

[创作]

“没深度”地探讨了很多有深度的问题 

“要每个导演选一个年代拍摄,说实话,我其实不知道拍什么,七个人拍七个故事,拍一个年代,但我觉得去碰触一个年代的话,能讲的内容是很宽泛的,因为要在七个不同的时间讲述七件有代表性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最好就没年代。”徐克想了想,笑着说:“其实我没抽到(年代),他们说我抽到是‘未来’,未来是什么呢?要做成未来感觉的东西其实很多,作为七个导演之一你去拍一个故事,最重要是将你当时、当下的感觉拍出来,我当时觉得,《七人乐队》来自我拍《铁三角》时,三人(徐克、杜琪峯和林岭东)合作拍一部戏的想法,我就怀着当初那种想法去想。我发现很多问题都会牵扯到电影人为什么会拍电影?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会走到一起做这样的事?我想从创作人的角度看我们周围环境,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就想到这部《深度对话》。”

至于拍摄成本有限这个问题,几乎《七人乐队》中每个导演都有遇到,徐克也不例外,他想在一个有限的条件里尽力去做一些能做的事情,他设想在片中设置一个房子,房子讲述的是外面的世界,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?那就交由观众自行判断。这段对话讲了很多地球的问题,人生的问题,男女性别的问题,到底是谁主控着谁?作为观众和创作人的关系在哪里?要让徐克给这个短片做个总结:“其实对话就蜻蜓点水的讲了一下,没什么深度的,《深度对话》就当作是自己给自己幽默一下吧。(笑)”

[寄语]

我们这些导演终于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

使用胶片拍摄是《七人乐队》的一个规定,也是电影的一个特色。要问徐克用胶片拍摄有什么不一样,他说没什么不同,除了摄影机不一样,其他都一样。“胶片其实就是有看不到画面的悬念,其实拍摄起来还是当年的感觉。其实我还原的不是胶片,而是还原胶片的那个年代。那个年代的人拍电影时非常紧张,会紧张胶片够不够啊?够不够时间拍?到底有没有预算买胶片?那种紧张感实在是很深刻。现在我们用数码。其实胶片能做的东西和数码能做的东西有很大区别,胶片后续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,我们拍出来之前会想很多东西,才能让胶片冲印出来的是我们想要的东西。但现在我们很难找地方冲印胶片,不能看到自己拍的是什么,就给了大家很大的期待感,胶片就是这样。”在徐克心里,经历了胶片时代,看着前辈走过来,随着同行走过来,再用到胶片其实内心会有一种神圣感:“做这件事,胶片确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工具,胶片拍得不好,很多时候就是没得补救的,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拍得好才行,这种体验是最珍贵的。”

拍完《七人乐队》,给徐克非常多感触,他告诉新京报记者,希望《七人乐队》之后,香港所有的导演都可以聚到一起再拍一个作品,甚至再拍几个作品也好:“因为我们以前做过这个事,把所有导演聚到一起,拍一个电影,那这部电影,不管拍得好不好,都是会令香港导演有更多加深友情和互相了解的机会。而且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,就是我们这些导演终于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。”

[专访]

这么多年,拍每部戏都像在搏斗

新京报:这一次《七人乐队》邀请了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七位导演参与,你们平时见面聊天叙旧的机会多吗?

徐克:(我们)不是很容易才能聚在一起,我们一起见面的机会很少。像我比如见到洪金宝、袁和平和谭家明的机会都很少。我和杜琪峯、林岭东聚的机会是多一些的,时常坐在一起吃个饭聊下天,大家互相嘲笑一下。那如果要聚集七个人去聊天,我想只有在一些电影节时会有可能,但现在电影节又不是那么容易举办。你说用视频(聊天),那又不是很多人喜欢用电脑,那也不是很多人喜欢用手机。那如果说见面的话,有时,我们看大家的上映的作品,就当作是一种见面。

新京报:你曾与杜琪峯、林岭东合作过影片《铁三角》,是不是因为这种合作模式促成了日后的《七人乐队》?

徐克:我和杜琪峯、林岭东都是电视台出身,在电视台工作时,我们常收工后见面、吃饭、聊天,聊大家喜欢的电影,聊看到哪个导演的戏很好。我们三个人就想着一起拍一些我们喜欢的电影,来纪念一下三个人的知己和兄弟感情,后来就想到不如我们拍一个《铁三角》,但当时坐下来聊了很久都没想出来到底应该拍什么,那不如我们每人拍三分之一,合成一部戏,这是一件开心的事。我们那么多人拍一部戏,能多接触,多聊一些天,多些了解大家那时候的想法。创作也好,(作品有)性格也好,想做什么都好,拍个电影我觉得挺值的,拍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。

新京报:你从业多年,在电影行业里遇到最难忘的挑战是什么?

徐克:制作每一部电影都很困难,每一部戏的困难也不一样。比如拍《七人乐队》都是不容易的,为什么呢?最开始它叫《八部半》,作为8.5分之一,你要讲什么呢?我经常被人问“你拍得顺不顺利?”拍完当然顺利,但事实上拍的时候会遇到不同的问题。比如说(要面临)自己的健康问题,(面临)有什么样的创意问题,加上戏的难度、技术、预算等,都会遇到问题和困难,难到你很难去分轻重。这么多年,拍每部戏都像在搏斗,用尽自己的力量去搏斗才会让这个事情有结果。

新京报:大家现在基本在用数码的形式观看影视作品,比如传统电影院也受到了流媒体的冲击,你怎么看待这种“更新换代”?

徐克:看电视和电影的方法有很多种,手机也好,电脑也好,电视机也好,投影也好,都有不同的效果。我相信创作人一定会根据不同效果创作自己的作品,所以我不认为电影院会被手机取代。很多人用手机看电影为了方便,电影院也有精彩的地方,要做选择的观众是很清楚这一点的。担心?是担心不来,怎么担心呢?比如疫情一来很多电影院都需要停业,这轮不到我们担心。人类的进化程度是我们无法改变的,我们只能应变,根据不同年代的发展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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